谈谈羌语，解读释比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曾因工作关系4次深入羌族地区，对羌族的语言、文化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这次在“5.12”地震中备受关注的桃坪羌寨就曾多次留下他田野调查的足迹，记者的采访也从这4次田野调查开始。

　　孙宏开虽已74岁高龄，但思维敏捷，记忆力相当好，他告诉记者：这4次调查的时间分别是1956年（两个多月）、1958年（1个多月）、1962年（3个月）和1987年（短期语言抽样调查），都是做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在他第一次来到桃坪羌寨的时候，那里只有100多户羌民居住。由于桃坪羌寨距离汶川很近，靠近公路，而且也是国家民委编写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语言简志》中提及的，所以被设为了一个重要的调查点。

　　羌语可分为南北两大方言，12种土语。两大方言分歧的主要特点是，南部方言大都有声调，声调有区别词义和形态的作用；北部方言没有声调，但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韵尾。两种方言的基本词汇是相同的，虽然这些词在读音上有些差异，但有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北部方言的语法表现形式比较复杂，用形态手段来表达语法规律的情况比南部方言多。北部方言内部差别较小，南部方言内部差别较大。北部方言区靠近藏区，使用藏语借词和反映牧区生活的词较多，南部方言区靠近汉区，使用汉语借词和反映农区生活的词较多，并且还可以有和汉语相同的语序出现在口语中。北部方言有镇平、曲谷、回龙、黑虎、渭门、维古、茨木林、麻窝、芦花等9种土语；南部方言有雁门、龙溪、绵篪、蒲溪、木卡、桃坪等6种土语。孙宏开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做调查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了人们之前对羌语的评价：十里不同腔。每个沟里都有自己独特腔调的羌族土语，而且竟然彼此听不懂。提起桃坪，孙宏开滔滔不绝。桃坪羌寨在整个羌语中作为羌族南部方言的重要代表，是孙宏开这样的学者经常要去调查的“热点”。在上世纪50年代，当地的羌族青年还能熟练地讲羌语，而现在能讲羌语的已经不多，当年不假思索就能脱口而出羌语的人如今已淡忘到只能在苦思后蹦出几个羌语单词，更不用说现在年轻人的羌语水平。“就这样，羌语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濒危语言之一。每去一次，我的心就往下沉一次。”

　　是什么原因使羌族语言的使用情况在本民族中今非昔比呢？孙宏开感慨万千，一语道破其中的缘由：“由于几十年来，这个寨子位于公路沿线，与外界接触频繁，汉语对本民族语言的冲击相当大，羌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下降到了低谷，就连一家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也都操着汉语进行。再加上羌族的后代不断离开家乡走出山谷去外面的城市学习生活，语言环境的突变使本民族的母语在他们的脑海中更加淡化。只有居住在高山偏远的村寨，羌语才会保存得相对好一些。”其实早在孙宏开上世纪50年代去调查的时候，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寨子里的男女老幼还是熟练地掌握着双语，尽管多数时候已经用汉语沟通。当地人把用母语进行沟通叫做“打乡谈”，孙宏开1987年故地重游时，这种“打乡谈”已经极为罕见了。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语言

　　“一个民族语言的消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孙宏开表情十分严肃，“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着语言的消失，一个民族文化中的很多东西也就会随之消失。”虽然上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在国家的干预下，曾试图为羌族创制文字，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推广开来。也有人认为，为什么不能用汉语来记录和传承大量的羌族民族文化呢？孙宏开解释道，单纯依靠汉语是记录不下来的，因为羌语的语音情况要比汉语复杂得多。以前曾有学者尝试用汉语记录过羌族的传统口头文学作品，但失真得厉害。即便有些使用了国际音标，味道也不对了，有些可以说完全变了味儿。

　　在1998年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在四川阿坝师专等试点曾推广过一阵羌语汉语双语教学，在茂县还实行过一段羌语广播，双语推广着实热了一段时间，但这几年因为资金投入等问题又凉了下来。双语教学是一种耗费资金的教学体系，另外推行工作所需要的各配套措施体系也要大量的经费来投入。2004年，四川的羌文办被撤销，四川民族出版社的羌文编辑室和中央民族大学的羌语系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立起来。

　　这次汶川地震，羌族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如何抢救性保护羌族文化的问题再次成为了社会的焦点。作为一个资深的民族语言工作者，孙宏开从语言学的角度解析了保护羌族语言的重要性。羌族语言除了其所负载的文学价值以外，还有它所表达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综合的，多方面的，蕴含巨大的知识量。如果不把语言保护下来，那么众多宝贵的羌族文化将被带走。当人们有朝一日提到羌族这个被誉为“云端上的民族”的时候，只能靠想象来遥望云端上的某些羌族文化了。目前，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由于媒体的传播和交通的发达，一些弱小的语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又要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一个矛盾，”孙宏开说。“现在我国提出来要建立和谐社会。在去年11月国家民委的一个会上，我曾发言，从语言学的角度阐述了我对此的理解，那就是既要让大家学习通用语言和强势语言，比如汉语甚至英语，但是也不能丧失自己的母语，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世界母语日’，就是要让人们重视母语的教育、传播和继承，因为母语中包含着文化的多样性。”孙宏开对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除了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大量抢救性的记录和保存外，每一个民族的人都要重视自身的母语，要意识到继承本民族语言是一件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不仅仅是学习，更要重视对母语中所承载的许许多多文化现象的继承和发扬。“如果世界只剩下一种语言，人类的认知会不会退化？很可能。语言的消失对人类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甚至比一场8级地震带来的破坏还要严重。”

　　释比让羌族的历史与文化传到了今天

　　孙宏开拿起案头一份稿件递给记者，是他为一本叫做《羌族释比与释比文化研究》的书所作的序。羌族释比是羌族宗教文化的代言人，是羌族宗教意识的反映。孙宏开的思绪又回到了当年的田野调查，“当时的思想由于受到环境的影响，有些‘左’。在做调查时，虽然看到了不少释比在作法事，但是一直简单地认为他们只是一些装神弄鬼的封建迷信的代表，并没有认识到其行为方式所蕴含的文化价值。”随着几十年不断的调查和接触，孙宏开对释比的看法逐渐改变和加深，特别是2006年9月，因为工作的机会他再次访问了汶川，有机会和当地一直记录、整理、抢救释比经典的同事们一起阅读了多年来辛苦整理的资料，那厚厚的300多万字的释比经典资料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感性实践和凝练成文字的理论知识刹那间碰撞并结合到了一起。

　　纵观古今中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记录历史的方式。一般来讲，都是采用如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等自成体系的文本，来记录本民族的昨天。那么，羌族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辉煌一时的泱泱大族，它的文化遗存在哪里？谈到这里，孙宏开引用了书中的一段话，“因战争与自然灾害而被迫迁徙造成流离失所，在历经坎坷与苦难的征途中，在丢失了文字后数千年历史的传承面临断裂之际，一些叫‘释比’的人将它们记载在心中，然后又用咚咚……，咚咚……的羊皮鼓声伴随着悠扬的声音唱颂着前行，让羌族的历史与文化传到了今天。”孙宏开介绍说，迄今为止，搜集、整理、翻译的羌族释比经典共有500余部（段）。这些时空跨越几千年的经典是古羌人的创世纪之作，其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宗教文化、生产生活、社会形态、民风民俗、衣食住行等尽在其间，事无巨细，称为羌族人的百科全书名不虚传。再加上有经无书，有点无文的特点，只在口传心授中世代传承，所以其存世的意义更为重大。

　　但是，没有文字的历史在被称为最独特的历史时，同时也就面临着失传的最大危险。首先释比文化仅靠口头传播，继承人需要有超凡的记忆力，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其所继承下来的羌族文化也不可能不打折扣；其二，释比文化弥久逾旧，在传授中难免有变异现象和遗漏；其三，在时代变迁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愿意学习释比法事的羌族年轻人越来越少，甚至后继无人；另外，释比文化的传承人年事渐高，正相继离世，没有传承下来的经典和绝活也相继流失，成为了永远的谜和永远的遗憾。孙宏开告诉记者，好在这些年国家对民族文化遗产日益重视，首先实事求是地把宗教文化和迷信活动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明确了是非；另外为了挽救具有悠久历史的羌族古老文化，羌族释比经典被确立为“十五”国家重点古籍项目，并拨了专款，抽调了专业人员来具体落实……就拿《羌族释比与释比文化研究》一书来说，此书的作者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整理了大批羌族释比即将失传的人文口传资料，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40多名各地的羌族释比，不仅用先进的手段录音录像，还用羌文重新记录下来，并用汉语直译出其深奥的涵义。

　　释比文化属于记忆遗产，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宏开说，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立场上，在目前地震严峻的形势下，把羌族这个古老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保存和抢救下来，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抢救下来就是为中华民族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就是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文化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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