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时期的“红色的中国”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戎装并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

　　盛大的集会或游行，总是由红旗，红花，红色的绸带与彩车组成。

　　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

　　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东方红广场”。至于地名和人名，也一时“红”的发热，以致于后来因为地名重复而无法投递信件，人名重复也引起了很多麻烦，到“文革”结束后，有许多人不得不改名。

　　与“红”相对的，当然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们（根正苗红），被视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间谣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不红的人，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出身论＞的冤狱，人们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通过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于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们的祖坟和株连，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民俗里，祖坟有阴佑后代的功能，挖祖坟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将对手置于非常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之中。

　　此外，让“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也是很中国传统式的侮辱对方人格的方法。因为，示众意味着彻底摧毁对手的“面子”。与“早请示，晚汇报”不同，有“罪”者对毛泽东行的仪式叫做“请罪”，“请罪”通常要跪在毛泽东的画像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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