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语文巫术”

　　“文革”中的语文巫术，也是一类十分典型的民俗现象。

　　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老三篇”，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雄文四卷，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乃至“圣旨”。语录本，成了每个人的必备之物，语录牌和语录塔，成了一切可能的地方和场所必要的装饰。每天的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毛主席的语录或最高指示；每一篇文章，都必须引用毛泽东的话，为了表示庄重，语录还要用特别的字体来表示。人们认为，只要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就会有说服力，就感到安全。“四大”中的大辩论，实际上就是相互打“语录仗”，人们分别以不同的语录为依据，相互攻击和辩驳。“向阳院”的外部特征，就是必须要有抄着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报或墙报。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全国共出版《毛主席语录》约七亿四千多万册。人们一事当前，必诵语录警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先获取伟大的“精神食粮”和“精神武器”。凡有群众集会，必齐挥语录本，高呼口号，或翻开语录本，集体选念其中某些段落。

　　每逢毛泽东有最高和最新指示发表，则举国若狂，人们敲打锣鼓，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地欢呼。通常，传达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

　　报纸上曾登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某社员家中失火，他不去抢救房屋和家里的财物，而首先拿起红宝书往外冲。报纸的评论说，贫下中农觉悟高，《毛主席语录》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这使我们联想到，在老百姓中存在的“敬惜字纸”之类的善良风俗。

　　在一切仪式上或各种场合，“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问题是人们真的相信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含义。“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卡和传单，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活学活用”，语文巫术在礼仪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越来越注重“说”和“写”，而不是“做”。语文巫术也越来越影响乃至控制了人们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能力。标语和口号泛滥成灾。地名和人名中的“卫东路”，“向阳大院”，“红卫巷”，“朝阳大街”，“东方红广场”，“忠廷兵”，“左红兵”，“李反修”，“赵文革”之类，也不外乎是语文巫术的一种表现形态。与语文巫术相联系的，还有语文的禁忌。文字狱，讳名，数不尽的“反标”事件，在“敌人”的名字上打以红色的叉，或把他们的名字写的颠倒起来，“炮打”，“油炸”，“火烧”的诅咒，利用谐音漫骂，等等，无一不是语文黑巫术的表现形态。

　　西红柿，因为犯忌而被改成了“东红柿”。无独有偶，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从而被处以管制三年的惩罚。

　　当然，“文革”中的巫术行为，远不止语文方面。受毛泽东接见，与他握过手的人，为了那份殊荣，会长时间内不洗手，这明显的是基于感染巫术；红卫兵的大串联，其实就是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巫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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