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民俗现象

“文革”十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的时期。简单说来，“文革”的发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某些因素逐渐累积的结果；同时，“文革”的遗产，至今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响的存在。这便是研究“文革”的意义所在。

已有的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历史学的，一是政治学的.历史学主要以揭示当时的历史真相为目标,政治学则主要以权力的观点为特征。但是,新的例如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或许也是必要的。因为,不能说“文革”十年，中国人的民俗生活完全中断了,“文革”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例如，女性择偶以工人和军人为理想等；而且，那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文化创造，例如，“革命谣谚”，知青歌曲和各种讽喻作品等。十年间的民俗文化固然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人们用以破坏基层民俗文化的工具与武器,仍是民俗层面的“文化”。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把“文革”只理解为决策层权力斗争的政治学观点,常常有可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文革”历时十年,十亿多中国人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场运动从一切方面看来,都是“中国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转换一个民俗学的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接近构成“文革”土壤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反映于民俗文化之中的中国国民性。

　偶像崇拜

　通常，“文革”可被理解为现代中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文革”中，人们确实是把毛泽东视为神的，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和绝对不可怀疑的。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还具备了偶像与一神崇拜的属性。

　毛泽东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在几乎所有的机关礼堂或会议室里，无一例外的布置着毛泽东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并庄严地与人们一起，参与人们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在各种礼仪中接受人们的顶膜礼拜。与运动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动员，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小型的毛泽东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请进了每个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圣空间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那些位置是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各种神明所占据的；通常的情形是将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会议室或礼堂里的毛泽东塑像为核心，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礼仪空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礼拜和表敬仪式，如高唱颂歌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尤其极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带有毛泽东的像章，各种质料和各种型制的毛泽东像章，据说有几千种之多，从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据说，由于制造毛泽东像章，消耗了过多的铝，以致于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制造飞机。有些人甚至还把毛泽东像章，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体上。

　“忠字舞”是当时流行的集体向毛泽东表忠的一种群众舞蹈。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绕成象征红心的圆圈，然后，一起边歌边舞，做出许多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有过不会跳“忠字舞” 者，不得上火车的事。

　毛泽东的画像与照片，日复一日的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即使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农户和山民家的墙壁上，也喷漆涂有毛泽东的像。一方面是绝对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禁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若有毁坏或污损毛泽东像的行为或事情，当事人就可能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故居，他生活过的一切地方，都被当成了“圣地”；他的一切阅历都成了“圣迹”；他的著作成了圣经；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的“圣旨”。人们不厌其烦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泽东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决心，除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盛行一时的以“最，最，最”为特点的“致敬电”现象之外，最典型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是指人们在每天开工，上班，就寝，甚至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红宝书”并贴至胸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和敬意，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宗教仪式。人们在“早请示”之后，才能各就各位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在“晚汇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能安然就寝。

　　这一切当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过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神秘化必然与极权化相联系。不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极端统一化，而这是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为前提的。破除对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将信仰集中并统一于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过程。

红色的中国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戎装并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

　盛大的集会或游行，总是由红旗，红花，红色的绸带与彩车组成。

　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

　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东方红广场”。至于地名和人名，也一时“红”的发热，以致于后来因为地名重复而无法投递信件，人名重复也引起了很多麻烦，到“文革”结束后，有许多人不得不改名。

　与“红”相对的，当然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们（根正苗红），被视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间谣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不红的人，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出身论＞的冤狱，人们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通过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于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们的祖坟和株连，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民俗里，祖坟有阴佑后代的功能，挖祖坟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将对手置于非常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之中。

　此外，让“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也是很中国传统式的侮辱对方人格的方法。因为，示众意味着彻底摧毁对手的“面子”。与“早请示，晚汇报”不同，有“罪”者对毛泽东行的仪式叫做“请罪”，“请罪”通常要跪在毛泽东的画像面前。

　语文巫术

　“文革”中的语文巫术，也是一类十分典型的民俗现象。

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老三篇”，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

雄文四卷，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乃至“圣旨”。语录本，成了每个人的必备之物，语录牌和语录塔，成了一切可能的地方和场所必要的装饰。每天的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毛主席的语录或最高指示；每一篇文章，都必须引用毛泽东的话，为了表示庄重，语录还要用特别的字体来表示。人们认为，只要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就会有说服力，就感到安全。“四大”中的大辩论，实际上就是相互打“语录仗”，人们分别以不同的语录为依据，相互攻击和辩驳。“向阳院”的外部特征，就是必须要有抄着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报或墙报。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全国共出版＜毛主席语录＞约七亿四千多万册。人们一事当前，必诵语录警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先获取伟大的“精神食粮”和“精神武器”。凡有群众集会，必齐挥语录本，高呼口号，或翻开语录本，集体选念其中某些段落。

　每逢毛泽东有最高和最新指示发表，则举国若狂，人们敲打锣鼓，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地欢呼。通常，传达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

　报纸上曾登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某社员家中失火，他不去抢救房屋和家里的财物，而首先拿起红宝书往外冲。报纸的评论说，贫下中农觉悟高，＜毛主席语录＞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这使我们联想到，在老百姓中存在的“敬惜字纸”之类的善良风俗。

　在一切仪式上或各种场合，“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问题是人们真的相信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含义。“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卡和传单，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活学活用”，语文巫术在礼仪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越来越注重“说”和“写”，而不是“做”。语文巫术也越来越影响乃至控制了人们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能力。标语和口号泛滥成灾。地名和人名中的“卫东路”，“向阳大院”，“红卫巷”，“朝阳大街”，“东方红广场”，“忠廷兵”，“左红兵”，“李反修”，“赵文革”之类，也不外乎是语文巫术的一种表现形态。与语文巫术相联系的，还有语文的禁忌。文字狱，讳名，数不尽的“反标”事件，在“敌人”的名字上打以红色的叉，或把他们的名字写的颠倒起来，“炮打”，“油炸”，“火烧”的诅咒，利用谐音漫骂，等等，无一不是语文黑巫术的表现形态。

　西红柿，因为犯忌而被改成了“东红柿”。无独有偶，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从而被处以管制三年的惩罚。

　当然，“文革”中的巫术行为，远不止语文方面。受毛泽东接见，与他握过手的人，为了那份殊荣，会长时间内不洗手，这明显的是基于感染巫术；红卫兵的大串联，其实就是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巫术吗？

中华思想

“文革”中曾有一种关于“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经历了革命中心从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到俄国（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再到中国（毛泽东的时代）的转移。于是，中国革命就在世界革命中具备了特别的重要性。当时，人们相信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认为在帝修反的包围中，只要中国不倒，只要中国不变修，世界就有希望。林彪在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中，还将第三世界比喻为“世界的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将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

　　其实，这种说法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即“中华思想”。“文革”中有一幅十分富于象征性的照片，画面是在天安门前，有许多外国人围饶着毛泽东，它的主题是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此种理论里，世界人民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去拯救。所以，中国人不遗余力的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甚至自己勒紧裤带。在“文革”中，人们相信这种神话，完全忘记了中国在世界中的确切位置。

与“中华思想”相联系的，是“文革”对一切外来文化的拒绝。自１９世纪后期以来，把西方或国外的一切文化通通视为妖术邪说的情形，屡屡见于一次又一次“土著”倾向的社会运动之中，如义和团运动等。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甚至在《山海经》的异民族观里，就有明确的体现；它只不过在“文革”中再次泛滥，表现的尤其典型而已。由于“中华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往往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要么盲目自大的要“领导”世界潮流，坚信中国在世界上占据着核心地位；要么自离于世界潮流之外，以“光荣孤立”的形式与世界相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中，这两种倾向竟然相互纠和为一体,一方面自封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说世界革命的成败系于中国，另一方面又闭关锁国，闭目塞听，自我隔绝而独走于世界发展的大势之外。１９７３年的“蜗牛事件”，将美国公司赠送我方的玻璃蜗牛工艺品，视为对方侮辱我们“爬行”，进而大作文章。其实，蜗牛在美国象征着吉祥与幸福。

　“中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一统的“天下观”。这在“文革”中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例如，来自少数民族的颂歌风行一时；经过权力的重组之后，造反派的大联合，被说成是“从大乱到大治”；全国实现“一片红”，这只是走向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第一步；用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方式，使意识形态实现绝对的统一。

二元对立的逻辑

　“文革”曾批判过所谓“二元论”，但那是就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而言的。其实，政治和业务的两分法，恰好就是基于中国民间文化里的二元逻辑而成立的。类似的二元分类及其相互斗争，在“文革”中还有以下许多方面。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邓反革命路线，香花与毒草，红与黑，好人与坏人，造反派与保皇派，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公与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群众（外行）与专家（内行），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红与专，多数与少数，精神与物质，人与物（天，自然，武器），内与外，等等。这类两分法的逻辑，根源于中国民俗的思维方式，在“文革”中体现的尤其突出。

　不过，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偏重，相反，它以价值偏重为基本前提。例如，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中，价值偏重为一分为二；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价值偏重为兴无灭资；在左与右的冲突中，价值偏重为宁左勿右；在公与私之间，价值偏重为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斗私批修；在群众与专家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人于物的矛盾里，价值偏重为人定胜天；在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多数人（群众）的专政；在红与专的关系中，虽说又红又专，但价值偏重实际上为政治挂帅；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被认为不是个人享乐主义，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总是与封资修相关；在内与外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内，不仅强化内外有别，还总是把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归因于外部敌人的破坏。

“大同”与“千年王国”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旨在实现他的理想的运动。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他的思想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大同”之梦和中国农民社会里与小生产相关联的“理想国”空想。

　　毛泽东用高工资，低就业的方法，初步在一个时期内解决了城市中均匀分享财富的问题，但他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方法，解决建国后的农民问题，实现天下公平与大同的尝试，却以失败而告终。全国七万多个人民公社，经营了几十年，带来的却只有贫困。“共产风”的食堂大锅饭的破产，并未使他明白，他不仅坚持人民公社的实验，还进一步确定了继续革命的目标。

　　“文革”确实是从对于文化的革命开始的。１９６６年８月公布的“十六条”，把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视为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希望彻底改变人们的观念，道德，习俗与思想。但是，毛泽东擅长破坏一切现存世界的秩序，而不太擅长建立他头脑里构想的那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设想的新世界，基本上可用他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７日发表的“五七”指示来说明，而且，他在农村的人民公社乌托邦之中，进一步引入了新的内涵，即军事的乌托邦。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

　　首先，这是一个没有和反对社会分工的世界。在这个社会里，军人不仅要学军事，还要学习政治，学习文化，不仅要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要办一些工厂，同时，还要参与地方的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不用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蒹学政治，军事与文化，并批判资产阶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蒹学军事，政治，文化和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以学为主，蒹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实际上不承认社会分工，更不承认分工意味着进步。

　　其次，这是一个学校式的社会，也许他认为，学校式的社会更有活力。在他看来，全国都应该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毛泽东要求把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进而希望全国都像解放军那样。在这个大学校里，人们相互学习，大家一起学习解放军，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大学校里，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地位和用处，因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在其中没有多大用场。不用说，这是一个各方面包括制服与发型，都整齐划一的社会。

　　第三，这是一个只承认“道德人”，而不承认“生物人”的社会。雷锋，杰，愚公，张思德，白求恩，欧阳海，刘英俊，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人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不可攀。有许多英雄人物，在牺牲之前，一定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或者在临死时手中还要紧握语录本。一方面树立一个又一个高大而又辉煌的榜样，要求人们学习再学习；另一方面，则通过“斗私批修”，狠挖私字“一闪念”，甚至“群众运动”等触及灵魂的方式，来进行思想革命。毛泽东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社会，他甚至把知识分子的知识，也视为“私有财产”，从而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他要求清除一切可能导致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源，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物质方面的需求。

　　第四，不用说，这是一个贫富均匀，自力更生和知足常乐的社会。毛泽东想通过土地的国有，集体所有和十分有限的“均田制”来控制小农以及可能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显然，平均主义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毛泽东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此种愿望，还把它当做十分有效的资源而充分的加以利用。回归“延安精神”，被赋予了近乎绝对的价值，非常不幸，本来十分可贵的自力更生精神，却与关门主义结合了起来，使它几乎成了盲目排外和闭关自守的近义词。此外，

“忆苦思甜”不仅成为人们感恩戴德的表达方式，还成为告诫人民知足常乐，克制欲望的最有效的基本途径。在这个社会里，不仅欲望得到控制，而且不需要爱情，因为她属于“小资情调”，这一点多少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似。

　　为了建立这样理想的“大同”社会，毛泽东采取了寻乎异常激进的途径和方式：让处于青春期之中的青少年，模拟青年毛泽东，大“闹”革命，向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权威挑战，捣毁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破坏一个旧世界”；让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去“牛棚”或“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的改造与“再教育”；让工，农，兵可以直接上大学，甚至还要他们来管理和改造大学，而且，这一切不必经过任何诸如考试之类的程序；让大，中，小学及所有教育部门，一概“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或干脆在工厂里开办“七二一”大学；让机关干部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让城市里的医务工作者，去乡下为农民服务，进而在农村大力建设农民自己的医疗队伍即“赤脚医生”；在军队中取消军衔制，把军队建成“大学校”，并把全国建成军营，全民皆兵，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商店，一概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让军队去“三支两军”，执行管制，宣传，和训练全社会的职能；让古人的（如春节）和洋人的一切“四旧”（封，资，修）统统见鬼，而代之以毛泽东思想。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按常理很难理解的怪事，例如，象小靳庄那样，“社会唱戏，请人种地”；考试答白卷者，照样可以上大学，等等。

　　事实表明，毛泽东的确破坏了他不喜欢的那个世界，但他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他所向往的“新”世界，因为，他的理想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实际上，毛泽东未能在破除“四旧”以后，具体地提供什么是“四新”，而且，他用以破除“四旧”的方式和武器，甚至可以说也是旧的。

　从文化人类学关于“土著主义运动（千年王国运动）”的分析角度出发，可以说，“文革”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土著主义运动”的明显特征。例如，不论毛泽东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他都以“先知”，“导师”，“预言者”和“大救星”的面目出现；在他身边或被他信任的人，实际上充当了类似于萨满或牧师的角色；运动以宗教狂热的方式展开；其指向虽说是与传统相决裂，但实际上，仍以回归“传统”为特点之一，这个“传统”不仅是“革命”的（长征和造反），而且，还是历史的和民俗的（“大同”和平均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好和永恒的新世界，相信这个新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普同和终极的意义（被中国的乡俗社会加以改造后的“共产主义”）；绝对的排外和与外部世界的隔断及对立（反帝，反修和打倒各国反动派）；等等。“文革”的确具有极端排外的性格，“洋奴”，“卖国贼”，“里通外国”的罪名，随时可以成立，与国外的任何联系，都可能是危险的。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中，人们有明显的危机感，“备战，备荒”，就是为了应付危机的。

　根据有关“土著主义运动”的理论，传统社会的破产，固有文化所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危机，外部世界的压力等，通常构成促发“土著主义运动”爆发的基本背景。回顾本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国数千年的社会传统面临艰难的转型；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面临进一步“中国化”的任务；西方各国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与苏联的反目，使中国陷入先是被孤立，然后是自我的“光荣”孤立等等，都对“文革”的发生及其走向，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热”

　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以来的近几年，中国大陆兴起了一阵引人注目的毛泽东“热”，于是，有人说，中国人再次发现了毛泽东。其实，毛泽东从来都没有被遗忘过。

　在云南某地，曾出现过一个“幽灵中央”。人们相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死后都来到了当地某个村庄之旁，他们在冥冥之中经常召开会议，为当地老百姓排忧解难，据说还颇有些灵验。在西藏牧区，牧民的帐篷里始终把毛泽东的画像与达赖啦嘛相并列。在陕西南部山区，人们为死者举行葬礼时，通常要播放《葬礼进行曲》，这首官定的曲子在１９７６年为毛泽东举行国葬时，为老百姓所熟悉，此后，便流传民间，成为礼乐化为礼俗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前来瞻仰遗容的队列，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在民间的口碑里，有许多关于毛泽东的神异传说，其中一则，说毛泽东警卫部队的番号８３４１，早就暗示了毛泽东能活８３岁，能掌权４１年。我的一位朋友以一篇题为《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的小说，获得了某刊物的一次全国大奖。

　毛泽东去世后，给中国留下了权力和信仰的真空。当人们不得不反省“文革”的失误时，在感情上却宁愿把毛泽东和他身边那些推波助澜的人区别开来。有一个时期，周恩来成了人民移情的目标。

　毛泽东生前的造神运动结束了，但他身后，又在民间开始了新的造神。他当然不必为他身后的造神负责。从中国民间信仰的特性来看，毛泽东的确可能成为乡俗社会诸神崇拜中新的一员。

　在城市里，司机把毛泽东的画像，悬挂汽车的在驾驶室里，那不仅是一种时髦，还多少具有了安全护身符的性格。＜红太阳＞盒带的风行，唤起了一代人的怀旧情绪，“文革”可以被否定，但是，那曾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青春，热忱和梦幻，都与那个时代紧紧相联。不过，对＜红太阳＞用现代音响的技术，风格和意念加以处理，其效果已不再是殿堂里的颂歌，而是流行音乐的一部分。这也许再好不过地说明，眼下的毛泽东“热”，只是新的一轮社会流行现象，在城市，它是市民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农村，它是民间民俗与乡土文化的新内容。

　新闻，出版，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有意或无意地渲染了毛泽东“热”，但他的形象却日渐少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日渐多了“民族主义”的色彩。虽说在毛泽东“热”中，仍然多少有意识形态的走向隐藏其中，但其主流却是群众心理在市场经济面前的不安，以及对由毛泽东代表的那个平均主义社会和时代的留恋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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